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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樂迪是東北一所高校計算機專業的研究生，第二學年按照慣例來到北京的實驗室學習，也“按照慣例”成了老師創業公司的“員工”。有時，程樂迪會開解自己：“跟著老師做項目也是學習”，更多時候她心里有點兒委屈：“我不是老師的廉價員工。

和這家公司的正式員工一樣，程樂迪每天上班打卡，下班回到員工宿舍。只不過，正式員工的月薪接近1萬元，她的補貼是每月1200元；正式員工有雙休日，她只有每周一天休息，寫論文需要時間還要和老師申請。

“這種狀況的確存在，在研究生階段比較普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創業教育中心主任張林稱，一些學生面對比較過分的老師，甚至不得不以鬧掰了為代價脫離老師的公司。

在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深化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中，提到“支持教師以對外轉讓、合作轉化、作價入股、自主創業等形式將科技成果產業化，并鼓勵帶領學生創新創業”。老師創業時首先想到的資源之一是學生。可是學生往往處于被動接受的局面。如何規范老師創業中和學生的關系，是擺在鼓勵老師創業面前的一個難題。

比在課堂有收獲，但比不上去BAT

在程樂迪保研之前，同門師兄師姐就說了這位老師的風格，“給他‘打工’是不成文的規定”。

讀研后第二年，她到老師的北京公司時，是有抵觸心理的。一是因為在公司不像在學校那么隨意，二是因為北京是互聯網中心，她想去BAT(即百度、阿里巴巴、騰訊)那樣的大公司鍛煉，老師的公司只是一家初創企業。

盡管心里有想法，可老師畢竟是老師，程樂迪“沒有辦法”接受了安排。老師的公司管理學生并不像管理員工那么嚴格。可每天上下班打卡，如果沒來老師一下子就能看出來，所以程樂迪每次有請假的想法要考慮很久，很多時候就放棄了。

程樂迪突破過一次。她申請了一家著名互聯網公司的實習生并拿到了錄取通知，實習工資是每天100～200元。她把想去實習的想法告訴了老師，可最終還是沒去成。“為什么去那里實習，我這邊也有很多實踐機會呀。”老師以這樣的理由不允許她去實習。“待在這里的確比什么也不干好，可是比不上去BAT的收獲。”程樂迪沒敢和老師說心里的想法。

記者還采訪了3位有同樣遭遇的同學。他們在北京一所著名理工科高校讀研究生，讀研期間被老師安排到偏遠地區做項目，非常辛苦卻只有很少報酬。猶豫再三，這3位學生迫于壓力不敢公開他們的事。 “這所學校的研究生太難考了，我們考進來也不敢多要求什么，老師讓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不干有其他大把人干。”一位學生說。第二學年按照慣例來到北京的實驗室學習，也“按照慣例”成了老師創業公司的“員工”。

師生關系中，被動的學生只能忍

中南大學畢業的周楓讀大四那年，也在老師的公司工作過。老師沒提工資的事情，只是為他解決了吃住，給了他很多鍛煉的機會。現在回頭看，周楓承認自己那時候“很單純”，不過那個階段他是為了嘗試是否適合那樣的工作，對于報酬他不看重。

畢業后，周楓又一次和老師一起創業，這一次的關系是“合伙人”。雙方明確了股權分配、工作職責、作息時間等，共同做一番事業。一個顯著的變化是，周楓在校期間和老師創業時，老師是分配任務的角色，周楓是完成任務的角色。如今公司的所有問題老師都會和周楓商量，聽取他的意見，根據雙方特長安排工作。

記者了解到，像周楓一樣和老師建立合伙人關系的很少，大部分學生是像程樂迪一樣，在老師的公司或項目里幫忙。但是在工作安排和待遇方面千差萬別，一切決定權都在老師手中。

大家是不是都不愿意當老師的員工？程樂迪想了想說，學生的看法是不一樣的：想走學術道路的人希望多發論文、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打算畢業后找工作的人有的希望有這個鍛煉機會，也有人希望能去大公司實習，還有人只是不敢反抗，選擇“忍”，或是應付老師安排的工作。

“不一定會影響畢業，但如果反抗大家會擔心未來老師會給自己很多麻煩。最心疼的是時間成本。”程樂迪說。 她身邊只有一位學生反抗過，這位學生明確向學校表示了不愿意在老師的公司里干活，有自己的規劃。學校接受了他的意見，為他更換了老師，但并沒有制止老師的行為。

根據張林了解的情況，如果和自己所研究的項目相關，又在求學階段得到實踐機會，在初期大部分學生是愿意的，即便工資很少，學生也很珍惜鍛煉機會。可是時間長了，一些老師不愿意放手學生。有一些學生和老師鬧掰了，為的就是早點畢業。 “學生是很被動的。”張林說。 

老師不能為了自己的利益犧牲學生

《關于深化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中“鼓勵老師創業，帶領學生創新創業”點燃了老師們創業的熱情。 不少專家認為，這是一件好事，不僅可以促進產學研一體化，還可以讓老師離市場近一些。

云南省青年創業協會導師孫曉璇稱，更重要的是，以前老師創業都是“偷偷”的，學校會認為老師的重心沒有放在教學上面，現在出臺了很多文件，有想法的老師多了。在一些和學生專業結合得比較緊密的項目中，老師也會讓學生參與其中。雙方是自主關系，老師如果覺得學生符合要求，今后可以作為員工考慮，學生覺得付出和收獲不成正比，老師也不能勉強。

在孫曉璇看來，老師一般都會以項目給學生單獨結算補助，但不能把學生等同于員工。大部分學生的目標是順利畢業，員工的目標是通過努力得到認可，因此對他們的衡量標準也不同，應該針對他們的努力程度及結果來決定待遇，有差異也是正常的。

如果單單提到保護學生權益、約束老師，孫曉璇認為這很難，因為學校很多時候并不了解老師項目中的細節，她建議學生以“是否和自己未來目標吻合”來判斷項目。 對于程樂迪來說，也并不是一切“向錢看”，她希望老師能夠根據學生的興趣為學生規劃道路、安排項目，并且尊重學生的選擇，不以老師的地位壓迫學生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

這和“過來人”周楓的意見一樣，“自愿”是學生是否要在老師的公司里工作的第一考慮因素。其次，要考慮學生對這份工作是否有興趣、老師給予的回報(不只是金錢)、未來的安排等，學生需要權衡各方面的因素決定。 張林認為，老師帶領學生創業中的很多問題并不適合一刀切，很多軟性問題只能呼吁和倡導，關鍵是“規定學生什么時候可以畢業，老師不能為了自己的利益讓學生做過量的、或者不愿意的研究”。(文中程樂迪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