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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6日，研究生入學考試剛結(jié)束，一則新聞報道將曲師大學子的心情拖至谷底。媒體在報道2014年考研盛況時，采訪了一些所謂“考研基地”的考生，他們來自兩所“久負盛名”的高校——信陽師范學院和曲阜師范大學。

報道稱，在一些二三本學校，考研率普遍超過50%，有的甚至達到70%。在山東、河北這樣的人口大省，一本大學錄取線相對較高，不少高分考生被調(diào)劑到省內(nèi)二、三本院校。由此，不少學生在大一入學時矢志“四年磨一劍”，考研成為改變?nèi)松�命運的“第二次高考”。

山東曲阜師范大學多年來始終難以走出“考研基地”的陰影

事實上，“考研基地”是曲阜師大的“舊傷疤”。早在2004年，曲師大就因某報《探訪一所特別能考研的大學》、《部分地方院校成為考研基地》兩篇報道聞名全國。在“考研基地”的“桂冠”下，每個單獨個體無形之中都被視作了應試教育下的“考研機器”，“高分低能”、“動手能力差”成為描述這些學校的學生頻率最高的詞語 。

曲阜師大是不是中國大學中的 “異類”？所謂的“基地分子”跟全國2500多萬學子究竟有多大不同？“考研基地”是曲阜師大的“陰影”還是“光環(huán)”？光明網(wǎng)記者在采訪中，接觸到一些曲阜師大的在校生和校友，聽到了他們許多平淡真實卻又透露出些許無奈的故事。

孔孟故里的青春——“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

1987年，李鈞考入曲阜師范大學時，還帶著一絲抵觸情緒。那時年少輕狂，高考分數(shù)不低，所以只填報了吉林大學和蘭州大學新聞專業(yè)兩個志愿——這兩所高校在山東各自僅招收一名學生。結(jié)果令人遺憾，李鈞被招入曲阜師范大學歷史系。

四年后，李鈞被學校選留在新聞中心工作，這也算是圓了他的新聞夢。

新聞工作讓李鈞有機會深入了解母校，那時的曲阜師大是個臥虎藏龍的地方，著名學者陶愚川、抗癌十年的北大才子張元勛、數(shù)學界“怪叔叔”王長鈺…… 李鈞提起這些名字時如數(shù)家珍，“他們才是真正內(nèi)方外圓、有個性的人，說得文藝一點是‘靜水流深’，說得江湖一些就是‘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

李鈞說，知道“人外有人”后，他開始為自己當年的“眼高于頂、不知天高地厚”深感羞慚。光陰流轉(zhuǎn)，到了2006年，李鈞決定將全部身心都安放在這里。

在讀完博士后，濟南的幾所高校都曾想將李鈞調(diào)任過去。但當李鈞征詢家人意見時，岳父陳信泰對他說：“做學問要放下功名利祿心。曲阜最適合做學問，要沉潛下來，留下一點能傳之后世的東西。”

“真正踏訪過曲阜的學者都知道：曲阜城雖然小，但‘中國文化的根就在這里’”，李鈞這句肺腑之言代表了很多曲園學子的心聲。

“曲阜師大學生離開這里后，會發(fā)現(xiàn)再也找不到能這樣安心做學術(shù)的地方”，2011年畢業(yè)后在北京某中學工作的靳日波，回憶起母校時用了“小城大學”來形容，言辭懇切。“曲阜是個偏僻小城，不繁華、沒有物質(zhì)的誘惑，在這里讀書的人都耐得住寂寞，不受娛樂消遣活動影響，正是這種環(huán)境塑造了曲園人踏實質(zhì)樸的求學風貌。”

據(jù)了解，曲阜師大在曲阜建校，根本原因是曲阜是孔子的故鄉(xiāng)，曲阜南面的鄒城則是孟子故鄉(xiāng)，所以曲阜的歷史文化底蘊十分濃厚。“學校對《論語》很重視，讓我們接受很多傳統(tǒng)文化教育，這都對曲師大的校風和學風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靳日波說。

曲阜在地理位置上的“先天優(yōu)勢”，也許只是相對而言。李鈞坦言，“這個地方到底有多偏僻，沒來過的人根本體會不到，壓抑四年，有些孩子會帶著一種背反背反的心理逃離這個地方——但出去后就再也找不到這種環(huán)境，很多青年才俊在離開后都對母校充滿眷戀。”

“曲阜師大和所有曲阜師大人就是靠著自強精神，走過了近60年風雨歷程。”正是這座有著如此深厚歷史優(yōu)良學風的大學，近年卻無數(shù)次被置于輿論的風口浪尖，建校半個世紀后，怎就成了所謂教育制度“扭曲異化”的標志產(chǎn)物？這讓在曲阜師大生活、學習、工作了25個春秋的李鈞感到不解。

離開母校的夢想——"流失的人才能再建一個曲師大"

中國激光雜志社英文編輯部主任王曉峰是曲阜師大物理系1998級畢業(yè)生，出身農(nóng)村，高中時候的他并不知道“以后是什么樣”。

“曲師大地處縣城，學術(shù)交流不足，剛上大學時大家對科研工作知之甚少，要大家在大一就選擇考研方向，實在是高估了我們。”

王曉峰說，學生心態(tài)的分化主要是在大三，很多人開始想嘗試科研工作，但由于沒有近距離接觸過科研工作，不排除有些同學的選擇有一定的隨眾性。

“我不知道曲師大有多少學生選擇考研，就我們班來說大概有一半人吧，60%都考上了，北大、清華、復旦這些一流高校都有考上的。考研成功率比較高，說明大家決定考研時都很慎重，絕大部分人是嚴肅對待這件事，而不是盲目報考。”

一方面地緣因素給曲師大提供了一方專心搞學術(shù)的沃土，另一方面又始終是阻礙曲師大人才發(fā)展的“硬傷”。曲師大人事處處長李兆祥甚至曾用“流失的人才能再建一個曲師大”來形容該校人才流失的嚴峻形勢。  

“雖然學習風氣很好，但這些地方院校的學生，接觸現(xiàn)代科學儀器的機會較少，本科生也沒有多少機會到實驗室參與科研工作，條件沒有重點高校好。這種差距確實是存在的。”王曉峰表示。

很多校友在接受采訪時都提到曲師大物理系的李國華教授。“在國內(nèi)激光技術(shù)領(lǐng)域是數(shù)一數(shù)二的專家，很多光學實驗室都會用到他的研究成果。”在王曉峰看來，如果他是在更大的城市、更好的學校，研究團隊肯定會更加強大。

隨著近些年高校擴展碩士、博士點速度增快，其它省市高校不惜動用重金吸引人才，這也造成了曲師大優(yōu)秀教師資源的加速流失。“常州大學現(xiàn)在為擴展碩士點、博士點，竟動用最高待遇擬從某學院一次挖走三、四位優(yōu)秀教師。”李鈞無奈地說。

即便文化底蘊再豐厚，曲阜也難以將一代代優(yōu)秀學人“囚禁”在這座小縣城。

歷史系畢業(yè)生路本龍曾分析說：“由于是師范生，絕大多數(shù)學生面臨著畢業(yè)后只能去中學教書的命運，甚至相當多的人連縣城中學都去不了，只能被‘發(fā)配’到鄉(xiāng)鎮(zhèn)教書。在當前的中國，地方尤其是農(nóng)村教育狀況和教師待遇還很低的情況下，師范類學生若想改變命運，只有考研一條路可選。”

“小城市的學生選擇到大城市尋求發(fā)展，大城市的學生選擇出國深造，每個人都是在尋求改變自己的機會。”王曉峰認為，“從本科生到研究生，認識層次差別很大，同時在小地方可能只看到當?shù)氐那闆r，走出來到更好的高校，就能看到全國甚至世界，這是完全不一樣的視野。”

“研究生選擇走出來，立足于大城市，選擇面確實更廣了”，而在就業(yè)方面，王曉峰提到，這些同學后來有的讀博繼續(xù)做科研，也有的選擇出國，再回山東的很少。

"考研基地"的舊傷新痛——"應試教育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將應試的惡種帶到各處”

“我之選擇考研是因為我喜歡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如果可能的話，考研是我就業(yè)之路的第一步，接下來還有許多階段，我從沒把考研作為解決就業(yè)問題的一個跳板或捷徑。考研究生是出于自己熱愛的心。”

徐璐強烈反對將考研定義為“人生的唯一出路”，“這種說法特別可笑”，但她說，“我更愿意把它視為和夢想有關(guān)的一部分。” 

徐璐特意引用曲阜師大張瑞英老師的一段話說，“曲阜師大考研率高，考上的學校好，多年就這樣，我們一直不覺得有什么，就像我們做其他事也一直這樣認真、勤奮、樸實一樣，對任何榮譽類的結(jié)果都待之以淡定、從容的態(tài)度。”

或許在張瑞英眼中，“考研基地”對曲師大并不是“陰影”，只能證明學生的學術(shù)實力，然而，大多數(shù)曲師大師生卻顯得不那么“從容”。

“多年前，媒體給學校扣上‘考研基地’的帽子，導致很多在考研筆試中成績靠前的學生，到了復試以各種理由‘被落榜’。”徐璐指的是2004年一家報紙刊發(fā)了《探訪一所特別能考研的大學》、《部分地方院校成為考研基地》兩篇報道。

當年的報道中，詳盡描述了這些二三等院校如何鼓勵考生設立考研目標，讓他們創(chuàng)造出一個個高考研率奇跡。報道所引發(fā)的社會爭議一直持續(xù)到今天。一些人對部分學生“生源中存在知識面窄、缺乏創(chuàng)新思維、動手能力差等問題”的評價成了“考研基地”的統(tǒng)一標簽。

在這篇報道之后，華東師范大學許紀霖教授的言論一石激起千層浪，他說，“這些應試教育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無論是上游還是下走，都將應試的惡種帶到各處。它所戕害的，不僅是廣大的基礎教育，而且也是高端的學術(shù)研究”，此后更傳出一些高校開始了抵制曲阜師大學生的說法。

而眾多985、211高校近年來不斷提高本校保研比例，客觀上形成了不公平局面，與此同時，一些學校因媒體的負面報道也開始“歧視”二三本院校學生。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生對記者透露，“北京某著名高校的幾位著名教授在招收研究生時明確表示，不想要曲阜師大的學生——哪怕是第一名。”

是否確有學校直接將曲阜師大學子拒之門外我們很難調(diào)查，而不少人對記者反映，“如果真想刷掉曲師大的學生，太簡單了——復試時出幾道稍微難一點的題就可以了”。

我們還記得，2007年全國研究生統(tǒng)考中，煙臺大學化學院學生郭肖霞報考了洛陽725研究所。她以初試392分、專業(yè)第一的成績參加了研究所復試。本以為穩(wěn)操勝券的她卻沒有被錄取。隨后，面對公眾質(zhì)疑，725研究所以“實踐能力考核不合格”為由回應，解釋為何郭肖霞未被錄取。

這無疑又為地方院校學生“高分低等”的問題提供了進一步佐證。在那之后，甚至有網(wǎng)友公然在天涯論壇發(fā)帖《呼吁名校抵制曲師大煙大聊城大學等山東考研基地的學生》

2012年3月，網(wǎng)友曹山石在微博寫下這段讓諸多學子再次“寒心”的話。

“聊天。上海社科院的一領(lǐng)導說，該院把三個學校的本科生列入考研黑名單，分數(shù)再高也不能收——山東曲阜師范大學、山東聊城大學、河北大學。問他為啥，他說：以前招研究生吃了很多虧，這三所學校很多學生是大一就準備考研，除了熟知考研那幾本書，招進來發(fā)現(xiàn)其它方面一問三不知。”

不論事實與否，多年來輿論中所呈現(xiàn)出的“歧視”在不斷刺痛曲師大學子的心。

“現(xiàn)在又舊事重提，作為學生，看到那些“主題先行”的報道，既憤怒不解又心有余悸，明年這個時候就輪到我考研了……”徐璐不無擔心的說，“這樣的報道會不會也影響到我們這一代學生的人生軌跡？”

爭議聲浪中的反思 ——“要讓它名副其實，把‘考研基地'叫得響”

曲阜師大學子的心情也許真的如他們所說，“外面的人很難體會”。

曲阜師大數(shù)學系本科畢業(yè)的張德凱在中國科學技術(shù)大學讀博士，剛剛考入中科大碩士班時，偶爾有同學直接問他：“你們曲阜師大學生是不是大一就開始考研了？”這倒也沒給張德凱帶來太多困擾，“我會告訴他們不是，因為大家想一想就會明白，這種說法根本不可能。”  

在曲阜師大文學院副院長李鈞眼里，這位來自農(nóng)村的學生身上有著太多閃光之處。“四年里他一直穿著媽媽做的布鞋，靠一個打掃廁所的勤工助學崗每月拿80元錢補貼，但他自尊自強，獲得了第二屆全國大學生數(shù)學競賽一等獎。”

在當年的研究生考試中，張德凱以初試第二、復試第二，總分第二的成績考入中科大。他不愿多談本科時的獎勵和所獲得的研究生國家獎學金，只淡淡地說，“這都沒啥，成績都是過去的”。

作為一個數(shù)學系學生，張德凱卻在圖書館做了三年“義館”，用他的話說就是，“整理下同學們拿亂了的圖書，碼好放到書架上去”，“我覺得這是件高興的事兒，也算是對學習生活的調(diào)節(jié)，方便我看書。”他喜歡瀏覽傳記、歷史類書籍。

然而，更厲害的是同宿舍的舍友，學了數(shù)學4年后，因為酷愛古代漢語，最后竟報考了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 “其他同學報考很多也都是出于興趣與熱愛。”他的同學中不乏考上同濟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暨南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等名校的，“考研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二次選專業(yè)的機會”。

提到“考研基地”，張德凱說，“不是說我們不接受別人的批評，有缺點我們可以改，大家感到不高興，是因為不能因為一個例子就把所有人都否定。”

“考研基地”引發(fā)的質(zhì)疑聲浪中，有批評、有斥責，也有一些反思的聲音。

這幾天，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在其博客中聲明，自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并沒有針對某所學校（指曲阜師大等）發(fā)表意見，而是對目前存在于二本院校、三本院校中，將考研作為學生出路的辦學現(xiàn)象提出質(zhì)疑。”

熊丙奇甚至還開始為“考研基地”鳴冤，“在現(xiàn)實中，他們有比考研更好的出路嗎？他們能全身心投入學習準備考研，不是比在學校里混日子強很多嗎？”希望媒體輿論不要火上澆油、研招單位不要簡單給學生歸類、貼標簽。

熊丙奇最后將矛頭指向教育部門，認為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盡快推進教育管理改革和研招考試的招生改革，以扭轉(zhuǎn)目前的畸形考研生態(tài)。

王曉峰在接受光明網(wǎng)采訪時則表示，現(xiàn)在的教育體制固然需要批評，但作為個體的我們不要指望今天的批評就能帶來明天的改變。與情緒激動的學生和義正詞嚴的專家不同，畢業(yè)十余年的王曉峰更希望建設性地反思關(guān)于“考研基地”的爭議。

“學校應該直面批評，從某個角度上看‘考研基地’的名號沒問題，關(guān)鍵是要讓它名副其實，在幫助學生考高分的同時，切實把學生的思維能力與動手能力培養(yǎng)起來；學生基礎知識扎實，各方面訓練都到位，這樣才能把‘考研基地’叫響，培養(yǎng)出的學生也沒有人會不喜歡。”

“曲阜師大每年都把考上研究生的學生名單公布出來，這仿佛是一種成績，但問題在于考研并不是最后的結(jié)果”，王曉峰分析說，“考上研究生本身并不代表人生或者學習的成功，學校應該反思，為什么被稱為‘考研基地’，而不是‘優(yōu)秀教師基地’或者‘科研基地’。”

“曲阜師大還應該把校友資源利用起來，讓有經(jīng)驗的校友與母校的同學多交流，討論在校的學習和以后的人生規(guī)劃，幫助他們找到自己前行的方向，這是校友對母校最有價值的回報。這種以母校為寄托的關(guān)系，不是金錢能夠買到的。如果哪天我收到了12或者13級學生給我發(fā)來的郵件，我也會盡可能提供幫助，與他們交流，我相信很多校友都會積極面對來自母校學弟學妹們提出的問題。”

王曉峰說，“重新開啟這場討論是有意義的，其目的不是單純地指責說校長應該怎樣，學校應該怎樣，而應該讓關(guān)心此事的每個人多提建設性的意見或者開始做具體的工作，因為最終目的都是歸結(jié)到年輕的學生身上，我希望這場討論與隨后的行動能幫助他們擁有更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