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培養“大浪淘沙”何其難

研招新聞來源：中國科學報 2013-11-26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創新高校人才培養機制，促進高校辦出特色爭創一流”。

在三中全會召開的同時，有這樣一份來自科教界的數據引發了廣泛關注：我國研究生教育發展迅速，迄今為止已培養420萬名碩士、50萬名博士，為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撐。不過，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長黃寶印同時坦言，我國博士培養面臨著規模和數量較大但質量嚴重不足的問題，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

近年來，中國科教界一直在試圖破解“錢學森之問”。不久前，2013年度諾貝爾獎頒發，中國人依然無緣自然科學獎。每逢此時，很多人都會想起一個近乎“老套”的問題——為什么中國難以培養出世界頂級的創新性人才？個中原因紛繁復雜，但我們人才培養的“淘汰制”始終難以落實，恐怕要承擔難以推卸的責任。

今年5月發布的《2013年全國研究生招生數據調查報告》顯示，2013年全國研究生報考人數再創新高，達到約176萬人。報告同時指出，過去幾年我國碩士研究生整體淘汰率不到5%，而在許多教育發達國家，這個數字可能高達30%～50%。

研究生數量屢創新高，但整體淘汰率遠低于國際。如此反差是否預示著，我國研究生整體培養能力已位居國際先進水平？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曾經，清華大學某教授把其所在院系的博士生與美國頂尖高校畢業生進行比較，發現在學術水平上，清華優秀博士生完全可與美博士一較高下，但如果比較平均水平，則高下立現：我們有一半的學生甚至沒能力在國際刊物或者會議上發表論文。

管中窺豹，可見一斑。

低淘汰率并不是我們研究生培養工作的“亮點成績”；恰恰相反，它折射出我國高層次人才輸出“重量不重質”的尷尬處境。要提高研究生整體培養水平，我們面臨的一項重要工作恰恰是如何嚴格淘汰“不合格者”。

事實上，對于我國高等人才培養缺乏相應淘汰機制的詬病，業界久已有之。對其產生的原因也有諸多論述，如高校過分看重畢業率，社會輿論壓力過大，乃至高校本身淘汰標準不明晰所帶來的執行難等，不一而足。

上述論證看似理由充分，實則并非如此。

在高等教育領域，很多表面問題的實質其實源于大學治理的深層次矛盾，學生淘汰機制的缺失也是如此。眾所周知，現代大學制度的一個基本要求便是“學術治校”，即按照學術要求對高校的科研和育人進行管理。這就要求高校必須能自主設立培養目標、方式，并對學生是否達到學術標準作一明晰判斷。當學生未能達標時，高校便可在排除外力干擾的情況下，對學生實行嚴格的篩選與淘汰，這自然就會產生“淘汰率”。

在西方高等教育發達國家，高校之所以能嚴格貫徹淘汰機制，主要原因就在于其掌握學術自主權，可不受干涉地對不達標學生進行淘汰，從而實現研究生整體水平的質量保證。

反觀國內，雖然“學術治校”一直是各高校孜孜以求的權利訴求，但目前看來，距離這一訴求國內高校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此，我們可對中美兩國的情況稍加比較：美國高校研究生院可以按照自身特點進行招生，所涉專業、課程以及學位授予工作也可獨立進行。然而，對于國內情況，中科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在全國兩會上的一席話便已作了最好概括——

“我國的教育改革需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放權，現在人事、財權、評估、畢業證書發放等權力都在行政部門手中，學校被捆綁得一點活力都沒有。”

換言之，中國高校還難以擺脫“行政治校”的藩籬。于是，原本簡單、明晰的學術評價標準變得模糊，甚至失去應有的公允性，根本無法完全依照學術本質要求制定，更遑論嚴格的淘汰制了。

也正因如此，此次全會的公報中明確表示，要“深入推進管辦評分離，擴大省級政府教育統籌權和學校辦學自主權，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

然而，一所高校要實現真正的獨立思考卻絕非易事。這需要教育管理部門、高校本身，乃至高校內部學術群體三方，在身份定位上重歸理性。

教育主管部門定位的理性回歸，是“學術治校”的前提。要實現“學術治校”，教育主管部門需要變“家長”為“保姆”，在保留一定監督權的同時，將行政權力下放，把主要精力放在為高校排憂解難、提供便利上。

高校定位的理性回歸，是“學術治校”的根本。長期以來，國內高校在高等教育的權力層級中一直扮演著“中間者”角色，即對上服從于行政主管力量，對下把持各項管理權。要實現學術治校，高校也應在權力下放的同時，尊重教授權利訴求，給教授以最大的信任和空間。

校內學術力量定位的理性回歸，是“學術治校”的動力。要實現“學術治校”，校內學術力量須真正扮演起“主人”角色，敢于運用權利，將治校權握于掌中。校內學術力量權利意識的增強，才是推動“學術治校”的最強勁的內在動力。

概言之，只有真正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創新人才培養之惑才能得到真正解決。而要達成該目的，我們的視角并不能僅限于淘汰制本身，而是需要廣泛思考，深入求索。

大浪淘沙，始見精華。(周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