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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知道，鐘揚還有另外一個名字——索頓。

這個隱匿在他發表的短文、寫過的文章、翻譯的書籍中的名字全稱是“索朗頓珠”，在藏語里是“心想事成”的意思。廣袤的高原，正是他傾注心血、完成事業的夢想之地。

在西藏大學給鐘揚準備的安置房中，一進門的置物架上放著三把修剪植物枝葉的鉗子，還有膠帶、小剪刀和幾卷塑料袋，緊挨著置物架的是一個衣架，上面掛著鐘揚外出采種子的“套裝”——褪色的寬檐帽、牛仔上衣，還有他最經典的黑色書包。

在房子的二樓，鐘揚的臥室里有幾條顏色泛白、磨出破洞，自己縫補過的牛仔褲，這是鐘揚最常穿的衣服。一旁放著的鞋子則沾滿了泥垢，連鞋底都開裂了。靠著這些行頭，鐘揚在西藏從事植物采樣工作。

海拔5300米，珠峰大本營。“世界上有多少玲瓏的花兒，出沒于雕梁畫棟;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羅花，在高山礫石間綻放……”這是鐘揚生前最喜愛的一首藏族詩歌。他曾說過，環境越惡劣的地方，藏波羅花生命力越頑強。他就像這青藏高原的藏波羅花，深深扎根，頑強綻放。

在珠峰采樣，其中的艱難是常人無法想象的。

2013年，鐘揚的藏族博士生、如今西藏大學理學院副教授德吉第一次和鐘揚去珠峰采樣，她回憶道：“團隊所有人，連吃了7天干餅、火腿腸、榨菜，沒有吃過一次正經飯。”

雖然無暇顧及自己，但鐘揚對學生非常關心。白天，鐘揚總會坐在車里最顛簸的最后一排，而到了晚上，他總會換到副駕駛的位置，上氣不接下氣地和司機聊天。

“后來我才明白，他是怕車子走夜路發生危險，要讓司機保持清醒。”學生徐翌欽說。

海拔3658米，拉薩。

“把科學研究的種子播撒在藏族學生心中，留下一支科研團隊，西藏的生態研究才能走得更遠。”鐘揚說，他一直有個夢想，想和自己的團隊一起，把復旦大學和西藏大學的生物多樣性科學研究推向世界。而這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需要西藏高校擁有培養高端人才的“造血能力”。

“如果西藏大學拿不到博士學位點，我絕不離開!”2009年，鐘揚曾在西藏大學全校大會上擲地有聲地說。

在這所高原學府中，鐘揚傾注了心血和智慧。從生物學一級學科碩士點的開辟，到生態學一級學科博士點的建設;從為西藏大學爭取到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到獲得國家重大研發計劃，直至獲得教育部創新團隊。這些長期積累的成果，最終使西藏大學生態學入選國家“雙一流”學科建設名單。

2013年，西藏大學生態學博士點獲得批準，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沒有博士點的空白。2016年1月，在鐘揚的主持下，西藏大學首次生態學一流學科建設籌備會在上海召開。此后，他全程指導并參與一流學科建設工作。

2017年9月21日，西藏大學生態學入選國家“雙一流”學科建設名單。鐘揚真的“心想事成”了，妻子張曉艷回憶說，他當時非常高興。

“他說過，西藏大學生態學科上了‘雙一流’，是個大榮譽，是西藏的頭一個。他覺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張曉艷說。

鐘揚常說，他“戒”得了酒，卻“戒”不了西藏。

在西藏的16年中，他的愛深入骨髓。以前，他的口袋里總是裝著一個MP3，循環播放著藏語教學音頻。看到自己的小兒子對西藏文化感興趣，鐘揚就讓他在西藏的內地班讀初中。看到小兒子會說一些藏語時，鐘揚發自內心的欣慰。小兒子中考后，鐘揚又讓他去上海的藏族中學上學。

“每一期援藏結束，他都有無可辯駁的理由繼續堅守——第一次是要盤點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當地的人才培養起來;第三次是要把學科帶到一個新的高度。”張曉艷說。

直到現在，張曉艷有時都在想，也許鐘揚沒有離開這個世界，只是又有一些新的想法，瀟灑地出發了。就像鐘揚的工作隨筆《藏北的窗》寫的那樣——

“那年8月，我們的考察隊沿著泥濘小道穿越羌塘草原……第二天清晨，隊伍重新啟程，車開了回頭看，熟悉的土墻，掛滿經幡的瑪尼旗桿，旅館老板一家子揮舞告別的手臂。那后面，一縷晨光正巧投進洞開的窗口，心頭頓時涌起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