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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大學iPS(多能誘導干細胞)細胞研究所近日的論文造假事件再次引起人們對學術造假的討論。從已有案例看，無論日韓還是歐美，造假者均被嚴懲，為何仍不斷有人不惜拿自己的學術生涯去冒險?

被發現的只是冰山一角

“首先，論文造假被發現的概率極小，絕大部分論文不會被關注或重復。”中國社會科學院科學技術和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員段偉文分析，“從理性算計的角度看，當造假的預期獲益大于風險時，科學家就有可能鋌而走險;從非理性角度看，成果發表的壓力也可能令其一時利令智昏。”

與假冒偽劣商品不同，造假的論文更具隱蔽性。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監督委員會主任陳宜瑜此前曾表示，近幾年科研誠信不端案例中，常識性錯誤減少，偽造、篡改、抄襲等典型的不端行為在減少，明知故犯的案例在增加。

主觀的不端行為更加隱蔽和難以調查，同時，科學前沿的不確定性使造假和失誤的界限變得模糊，也讓造假者心存僥幸：即使被揭穿也可以用失誤來辯護。事實上，日本理化學研究所前研究人員小保方晴子一直未承認造假。在其手記《那一天》中，她表示：“在STAP細胞的研究中，我完全被細胞的不可思議之處所深深吸引……在論文寫作中，并沒有想要欺騙性地制圖……”

職位、經費、聲譽……想要的太多

正因難以被發現，專門記錄全球被撤回論文的博客“撤回監控”的創始人奧蘭斯基認為，外界所知道的學術不端行為只是冰山一角。在這一情況下，“由于同行競爭和申請經費的壓力，部分研究者開始投機取巧，編造數據或抄襲他人成果”。

多年從事科研誠信研究的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王陽告訴科技日報記者，學界很少以個人主觀動機作為研究對象，“它的定量研究很復雜，定性描述的話，主要是職業、經費壓力，或是極度追求榮譽感和成果”。

“人們并沒有意識到，科學研究也在逐漸演變成一種商業行為。”在多篇論文中編造數據的荷蘭心理學家德里克·斯塔佩爾曾坦誠表示，“資源有限，你需要拿到經費，而競爭十分激烈，人們為了得到這些錢不擇手段。沒錯，科學是為了尋找真相;但同時，它也需要你去溝通和營銷。我們都是說辭相似的推銷員，跟個馬戲團差不多。”

長期研究學術不端現象的加拿大學者丹尼爾·范納利則分析，除了一時軟弱，如不想令雇主失望，或競爭壓力大等原因，還有少數人則因極度自戀、渴望快速成名而不計后果去造假。

華中科技大學(分數線,專業設置)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人文學院哲學系主任雷瑞鵬也從這一角度進行分析。“黃禹錫、小保方晴子、山水康平等人的研究領域都是干細胞，而干細胞生物學是一個讓人熱血沸騰的領域，誰能率先取得突破誰就能對人類產生巨大影響，對科學家來說，這種榮譽感和成就感的誘惑極大。”

知名科學家更愛惜羽毛

如果說大部分科研人員是迫于職位、經費壓力造假，那么黃禹錫等已享有較高聲譽的科學家又為何走這條路?專家表示，原因也不外乎上述幾種。“不論在什么科學背景下，學術權威因造假而被查出的概率比普通科研人員低。”段偉文指出，“這更強調了科學家良知等內在制約的重要性。”

“是否有名是其次，主要還是因為個人的英雄概念。”擔任過政協委員的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高抒曾多次在全國兩會上談及學術造假，他分析，“比如已經當上教授的人有一定成果，但可能離他本人認為的英雄還差很遠。”

在王陽看來，知名科學家造假的案例較少，“除了黃禹錫你還能說出誰?小保方晴子出事前并不是特別出名，只是名氣大的一旦出事就被廣泛報道，而更多普通案例則不會進入公眾視野。”

“大科學家更重視聲譽。比如最近有諾獎獲得者主動要求撤回論文，他們的團隊成員是第一作者，且第一作者可能認為數據沒問題不愿意撤回，但他們還是堅持這么做了。”王陽說。

“科學家探索的動機各不相同，有的不盡純粹，因而必須建立嚴格的不端行為查處與追責機制，形成制度和文化上的壓力，迫使科研人員及時打消造假念頭。”段偉文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