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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離北上廣”的口號近幾年變得流行起來，甚至好多在一線大都市畢業的研究生，也選擇了到二線城市工作、生活。除了經濟壓力之外，“幸福感”成為他們現在更重要的衡量指標。清華大學就業指導中心的老師王丹就在媒體上介紹說，今年很多碩士研究生就業時，心態更為平和務實，很多學生更多考慮的不是工作地點，而是幸福指數。而這一抽象的幸福指數，具體化的話，就會變為以下這些理由：

理由一：“長安米貴，居大不易”

一線城市過高的生活成本和競爭壓力，使“移民”環境惡化，導致青年人幸福感降低，引發部分人“逃離”。《新周刊》雜志曾盤點“逃離北上廣”們放棄大都市的10個理由，分別是：一線城市是現貨，二線城市是期貨；一線城市有優越感，二線城市有歸屬感；一線城市勝在GDP，二線城市勝在CPI；一線城市適合小眾者，二線城市適合生活家；一線城市是“漂之城”，二線城市是“一生之城”。

近年來大量人口涌入一線城市，但城市的公共服務沒有同步發展，住房、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提供不足，尤其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流動人口提供不足，使得青年人要在一線城市安居樂業變得越來越難。甚至，僅僅是早晨上班高峰時期堵車帶來的焦慮，也讓越來越多的人對一線城市感到了厭倦和疲憊。

理由二：機會不僅在大城市

近年來，武漢、鄭州、西安、成都等一大批二、三線城市都相繼崛起，無論是在經濟規模、基礎建設，還是在城市管理、創業環境等方面都步入快速發展軌道。

這些二、三線城市的快速成長，得益于區域經濟的發展。過去很長一段時期，我國不同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發展水平明顯高于其他城市，并且差距有持續擴大趨勢。但本世紀特別是2004年以來，這種趨勢得到了扭轉。一方面國家出臺大量區域發展政策，如西部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戰略，促進了一大批二、三線城市的崛起；另一方面，許多一線城市開始面臨土地和環境承載力的制約，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向其他地區轉移。此外，我國中西部地區資源儲備較為豐富，近年來資源價格不斷上漲，推動了資源富裕的二、三線城市發展。

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意味著工作機會增多、生活條件得到改善、收入水平提高，二、三線城市對人才的吸引力顯著增強。而人才向二、三線城市流動，能反過來推動區域經濟的繼續快速發展。有助于彌補不足，推進人才的合理分布。

理由三：認清自己，理性擇業

不管是“逃離北上廣”，還是堅守“北上廣”，都是建立在對城市環境和自身發展的理性選擇基礎上。過去那種“千軍萬馬擠獨木橋”、一心往一線城市奔的擇業觀明顯陳舊，發展機會、收入水平、社會福利等現在成了青年擇業時綜合考慮的因素。理性的、多元化的擇業觀讓青年人有更多自我實現的機會。例如，創業明星馬云沒有堅持在一線城市上海發展，而將創業和發展的地點選在二線城市杭州，正是出于對自身發展的理性判斷。

在信息化、全球化日益推進的過程中，城市間的競爭日益增強，這有利于為不同地區的青年成長創造更加公平的發展環境。去或留的決定，都是青年人經過理性思考后的選擇，都應當得到尊重。現在更多的畢業生選擇的不是最好，不是最貴，而是最適合。

理由四：提前預防大都市的“擠出效應”

一些人選擇二線城市就業，實際上是害怕城市的“擠出”效應。在一段時期內，一線城市由于集聚大量生產資料、社會資源，擁有絕對的發展優勢，由此帶來人才“集聚效應”。與此同時，社會競爭加劇，“擠出”現象也就在所難免。

如果要堅持留在大城市發展，必須對競爭的激烈性和殘酷性有必要的心理準備，同時要抓住一切機會努力豐富自己的知識和技能，提高自我的競爭力。但是，并不是每個學子都有這樣的心理準備，也不是都準備在十幾年寒窗之后，還讓自己天天都繃得緊緊的，應付各種競爭和挑戰。所以他們提前就對這種生活產生猶疑，與其將來被“擠出”，不如現在就撤退，還能爭取個主動，在二線城市提前開展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