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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可以運用自己的權威發號施令、指點江山；而研究生則可能使用暗器，如同武俠小說里的“化功散”，傷人于無形

學生就像導師種的一季莊稼，就算這一季種壞了，導師還有下一季收成

如果一個導師給予學生的實驗指導連續幾次都不正確，導師在學生心中的威望就會急速下降

王桓（化名）在結束他8年的研究生生涯之際，寫了8萬字的長文回顧自己浸淫已久的這個“江湖”。

他感嘆，課題組就好像一個封閉的小世界，極度缺乏外部的監管與干預。就好像一個封建王國，遇到“開明君主”就國富民強，若是導師不甚開明、能力不強，就可能產生師生之間的“明爭暗斗”。

導師可以運用自己的權威發號施令、指點江山；而研究生則可能使用暗器，如同武俠小說里的“化功散”，傷人于無形，比如在畢業時故意保留自己多年積累的實驗經驗、技巧，不告訴導師和師弟師妹，讓本該進行下去的實驗處于停頓狀態。

他把自己的感悟文章發在網絡論壇上，引來一片附和聲。

前不久，人大教授公開宣布與門下弟子斷絕師生關系一事，又一次讓導師與研究生的關系成為教育熱點話題�，F如今，研究生和導師的關系，真的如王桓所言，像江湖般深不可測？

一旦涉及錢，“老板”就只是老板

盡管輿論屢屢批評如今研究生教育中的師生關系變為雇傭關系是一種異化，但現實中，“老板”這一用于導師身上的稱謂已經被越來越多的研究生認可并接受。

鄭夢（化名）在上海讀研三，研一時，聽師兄師姐稱導師為老板，她還感到很不習慣，但在跟導師做了一年多實驗后，她感慨道：“真的是老板！”

鄭夢所在的研究院，各個實驗室自負盈虧，鄭夢的導師以做橫向課題為主，通過為企業服務來掙錢。

鄭夢目前的實驗進展不太順利，導師很不滿意，直截了當地說：“實驗室要賺錢，你要對實驗室有貢獻才行。”

鄭夢說，“一旦涉及錢，‘老板’就只是老板。”鄭夢有個同學做導師的污水處理項目，為了幫工廠解決技術問題，這個同學研二一年都待在這家工廠。

身為“老板”，有些導師對待學生毫不客氣。

王桓的博士生導師批評學生時非常嚴厲，“根本不會顧及學生的面子，有時候就在人來人往的樓道里罵”。王桓的一個師妹初進實驗室時被罵哭過好幾次。

和職場上一樣，如果遇到不喜歡的“老板”，研究生們也有自己的斗爭方式：三言兩語就能打消想要投到導師門下的本科生的積極性；想方設法盡早溜之大吉，比如，可以直博的，寧愿拿到碩士學位就走人。

鄭夢研一時曾考慮過跟導師繼續讀博，但現在卻打消了這個念頭：“大部分實驗都是在重復重復重復！”因為應用型研究的技術相對成熟，她做的研究其實沒什么創新點。

不怕導師罵，就怕導師指錯方向

難以與導師進行平等對話也是不少研究生的苦惱。做科研意見不一致是常有的事，王桓說，師生有分歧的時候，往往是導師靠自己的權威來一錘定音。

研三學生季珊（化名）在實驗室里有點孤獨。她聽從老師的安排，獨自開始研究一個新的方向——沒有師兄師姐引路，這意味著，她要多花很多時間閱讀文獻、探索實驗方法。做了兩年實驗后，導師認為這個研究方向沒有太大價值，便不再安排其他學生繼續做這個方向。季珊便成了探索路上的先驅和先烈。

季珊常常覺得，自己就像導師種的一季莊稼，就算自己這一季種壞了，導師還有下一季收成，“一個學生發不了論文，對老師的影響不大，因為還有其他學生頂上來，但對這個學生來說，會直接影響到正常畢業。”

因為實驗方向的問題，王桓和導師爭辯過幾次，結果都不歡而散。于是，王桓采取陽奉陰違的辦法，一邊做導師安排的內容，一邊做自己設計的內容。當他拿出足夠的實驗數據支持自己的研究方向時，導師也只能默許他繼續做下去了。

不過，博士畢業后，王桓與導師之間的聯系就很少了。

在導師和研究生的關系中，學生不服老師是最糟糕的情況。王桓說，如果一個導師給予學生的實驗指導連續幾次都不正確，導師在學生心中的威望就會急速下降。“只要老師能指導對，哪怕他對學生的態度再差、再怎么罵學生，學生也都能忍”。

“我們研究生一天到晚做實驗，都沒有怨言，只在乎有沒有成果。”王桓說，“老師出資金，學生出力，如果能做出來，就是師生的共有成果。”

圍繞論文的過招最激烈

“師生的共有成果”，往往體現為論文，而這也是師生矛盾的一大焦點。

首先，論文署名權常常讓師生間心生芥蒂。

對于學術型研究生，大部分高校都有發表論文的要求，至少一篇。而按照目前通行的規定，只有導師有投稿權，即老師通過自己在期刊上注冊的賬號投遞、發表出的論文才會被學校認可，如果是學生以自己的名義投論文，即便能成功發表，也不會被學校承認。而且，這樣的事情一旦發生，也會嚴重影響學生在學術圈內的名譽——因為他破壞了默認的規則。

由老師當通訊作者、寫論文的學生當第一作者，成了很多師生約定俗成的做法。通訊作者，通常是實驗項目的負責人，提供實驗設備、藥品和資金；第一作者，是對論文貢獻最大的人，一般是實驗的直接操作者。

但也有老師會同時任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如果老師對學生的指導不多，就很容易引起學生的反感。在一些學術論壇上，關于導師在論文上署名的吐槽，屢見不鮮。

學生為了能如期畢業，希望盡早發論文，而有的導師則期待學生繼續深入研究，“攢著發個大的”，于是沖突就來了。
王桓在讀博士和博士后期間都遇到了類似的情況。

讀博時，王桓做出的實驗數據已經足夠發表論文，但是導師要求他在某個方向再做探索。他按照老師的設想又做了兩個多月的實驗，但并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最后只好按照原先的數據發表了論文。

“這其實有一定的賭博性質。”王桓說，如果老師判斷準確，論文的檔次能提高很多；如果判斷失誤，就只能白費工夫。但對科研來說，判斷的準確率并沒有保證，既要看老師的水平，也要靠運氣。

面對“趕快發論文畢業”與“攢著發個大的”的沖突，上海交通大學電子信息與電氣工程學院教授陶梅霞認為，如果學生還打算繼續做科研，導師可以用科研精神來說服學生；但如果學生不同意，導師也只能尊重學生的意愿。

而論文的數量和質量能否達到畢業要求，則是一些研究生與導師矛盾激化的根源。季珊說，研究生們在一起聊天時，會有人抱怨自己的導師“太有原則”——按照學校的要求，學生發表的論文數量已經能夠畢業了，但因為達不到導師的實驗室標準，學生只好推遲畢業。

在陶梅霞看來，這是必須遵守的底線。她認為，導師帶學生，就像樹立一個品牌，“我得為我的品牌質量把好關”。如果帶出的學生質量高，也會形成良性循環。

陶梅霞強調說，學生是否達到畢業標準，論文數量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標準，如果學生只發表了一篇質量非常高的論文，也會準許畢業。但目前為止，還沒有這樣的先例。

事實上，論文問題也帶給導師們極大壓力。

陶梅霞曾帶過一個博士生，這個學生已經讀了4年，但論文甚至還沒達到上海交大博士生預答辯的標準。陶梅霞認為其“學術水平遠遠沒有達到標準”，建議學生延遲畢業、繼續做實驗。不料，這個學生跑到她辦公室里哭鬧，還以跳樓相威脅。無奈之下，陶梅霞組織教授委員會為這位學生進行預答辯，結果“五六個評委老師也認為學術水平還不夠”。后來學生服氣了，延后了半年畢業。

“你是來做學術的，如果只要到老師辦公室里哭鬧、只要湊夠4年就能畢業，這個學位就不值錢了。”陶梅霞說，如果博士生的畢業論文外審時的得分在該學院排在后10%，學生甚至可能需要延遲一年才能答辯。

類似的事情不少導師都經歷過。有的導師怕學生出事，不得不降低要求，“放水”讓學生畢業拿學位；有的導師實在無奈，只好一遍遍自己動手幫學生改論文，甚至重寫。

而經歷了“跳樓”事件后，陶梅霞能做的，就是在招生時更加謹慎。

導師和學生是一個共同體

雖然認為學生和導師之間有明爭暗斗，但王桓也表示，多數導師和學生之間的關系還是比較和諧的，很多導師和研究生感情深厚。

王桓自己讀碩士期間的導師就給了他很大自主權，讓他探索自己感興趣的方向，這讓他覺得“讀研很開心”。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關注高等教育領域多年。他認為，在上世紀80年代，研究生與導師之間更像中國傳統的師徒關系——老師只帶一兩個學生，師生之間關系緊密。

而自90年代以來，導師帶學生做項目、給學生酬勞的現象越發普遍，尤其是在理工科。如果老師要求學生做項目、給錢又很少，就容易引發師生矛盾。這種現象在理工科更為常見，人文學科因為項目較少，師生之間的經濟利益關聯相對較少，關系也較為單純。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導師說，如今研究生和導師之間之所以矛盾多、摩擦多，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研究生不斷擴招，一個導師有時一屆就要招十幾名學生，“現在研究生培養就像工廠流水線制造產品，師生之間沒有充分的交流與溝通，能不產生矛盾嗎？”

“師生其實是一個共同體。”陶梅霞說，導師和學生需要相互扶持，才能彼此受益。

而作為學生，季珊對導師的期待很簡單：“只希望導師能盡快回復郵件，不要總是再發短信提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