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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的問題誰有調查權

因貪腐落馬的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震動了官場，同時給學術界出了一道難題。東窗事發之前，他兩次參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盡管沒能如愿，但根據法庭上的供述，他受賄的錢財不僅用于日常消費、包養情人等開支，還曾用來為自己包裝學問、參選院士。

這個案件令很多院士十分氣憤——它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間：學界最高榮譽真的能夠花錢去買嗎？張曙光究竟花了多少錢、給了誰？

“張曙光的事情，很多院士生氣，我也生氣。”北京大學原校長周其鳳院士對中國青年報記者透露，中科院院長白春禮在不同場合多次談起此事，希望此案能查清楚。

2013年9月11日，針對張曙光的說法，中國科學院學部工作局迅速發表了一份聲明，表示在張曙光2007年、2009年兩次參選院士過程中，未收到“花錢參評”的相關投訴。中科院還強調，“在此次有關方面的司法調查中”，如查實哪位院士有受賄等違法行為，將嚴格按照院士章程撤銷其院士稱號，絕不姑息。

中科院的立場很清楚：希望司法調查能夠核實張曙光“花錢參評院士”的說法。

清華大學原校長顧秉林院士說，張曙光參選時，有過一些關于他學術問題的舉報信，不止是他，一些院士候選人參選后，告狀信也跟著來了，這些信可能反映了真問題，也可能是誣陷信，不能因為一封信就取消一個人的參選資格，但問題是，到底誰來調查核實更具權威？司法部門可以去調查案件，采取各種手段鑒別，但科學院作為一個研究機構，并沒有這樣的權力。如果讓當事人所在的單位調查，又難以使人信服。

他認為，修改和完善院士制度時，應好好考慮這個難題。他還提醒，處理此類事情，要一切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不要被輿論“綁架”而輕率得出結論。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與張曙光同在鐵路系統，他并不避諱對張曙光參選院士的反對。他向記者表示，他曾一再向原鐵道部領導反映，不要再推薦張曙光參評院士，否則會“丟鐵道部的人”。曾任鐵道部部長的工程院院士傅志寰也反對張曙光評院士。

張曙光后來“避開”工程院，參選科學院院士。王夢恕至少對十幾位科學院院士反映過張曙光的問題，“拉了不少反對票”。

如果沒有這些反對票，也許張曙光已經成為院士。

要不要取消部門推薦資格

在張曙光參選中，原鐵道部的力挺起了巨大作用。我國的院士沒有“申報”，而是推選產生，候選人面前有兩條路，要么是院士推薦，要么走部門推薦。幾位院士可聯合推薦一位候選人。國務院各部委、直屬機構、辦事機構以及解放軍四總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國科協等也可作為歸口初選部門，推薦院士候選人。

顧秉林院士認為，現在應該進行院士推薦制度的改革。“到現在，‘院士’陷入太多的利益糾纏。”他說，一些部委參與，摻雜了許多其他因素。院士主要是學術榮譽，最有推薦權的應是學術界。理論上來說，同行院士推薦最為合適。但其中一個問題是，國外選院士主要看學術水平，我國不僅看學術，還要看道德、看學風。學術之外的東西，推薦人未必清楚，要靠單位去了解。

因此，顧秉林認為，院士推薦應是最重要的評選方式，但是怎么與部門溝通、協調，需要研究。

他還建議，針對那些多年來推薦的候選人當選率較低的部門，可考慮取消其推薦資格。

周其鳳院士也認為，院士推薦的渠道相對來說沒有問題，現在出問題的，可能是在行業、部門、省份的推薦中。“是不是可以只有院士推薦？這是可以考慮的。”

王夢恕院士對此卻持迥異觀點。他認為，“最好不要院士推薦”。原因是，院士推薦可能帶來近親繁殖，一些人會傾向于推薦本單位的候選人。在他看來，雖然各地、各部委推薦候選人也有問題，但是跟院士推薦不同，起碼過程中還要組織幾次討論。

他的建議是，候選人可由各個學會推薦，再到中國科協來競爭。這些學會相對“比較超脫”。

去年，農工黨中央的政協提案中，建議取消歸口初選部門與省市推薦方式，完全由各學會負責推薦院士候選人。

2013年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改革院士遴選和管理體制”。科學院和工程院分別征求過意見。王夢恕給他所在的工程院提交了一份書面意見，建議取消工程管理學部——在工程院各個學部中，該學部最為人詬病的是，一些院士同時是官員。2000年工程管理學部設立時，就有不少院士擔心它變成“官員和企業家的俱樂部”。

他還主張，工程院評選院士時，專業設置要合理，不要“太雜、太俗”。比如環境與輕紡工程學部的謝劍平院士，出自煙草專業，當選之后爭議不斷。謝劍平的老師、已故的朱尊權院士，也是煙草生產與加工技術專家。此外，工程院還有“調料院士”。

王夢恕對記者說，據他所知，謝劍平院士的工作很扎實、品德也很好，“煙草院士”引起爭議，背后是學部專業設置的問題。應在國家更為重要的學科領域遴選院士，而現在的學科太多、太雜。

“我自己的感覺，總體來說院士制度是個好制度，包括遴選過程是好的。”周其鳳指出，除了客觀的學術、道德等標準之外，院士評選難免有人的因素起作用。比如，一位院士與候選人有很大的矛盾，就可能會極力反對，但這不是制度的問題，任何制度都無法去除人為因素。

他以自己所在的化學學部舉例說，投票時除了考慮學術水準和貢獻之外，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學科的平衡，化學的分支很多，大家會考慮不能讓院士都集中在一個分支。“平衡”只是開會時主持人會提醒大家，適當考慮這個問題，但是怎么投票，仍是院士自己的權力。

曾宣布放棄參評院士的北京大學教授饒毅也公開表示，評選中科院院士的體系，“大體上是比較公正的”。

“見了院士要尊重點”

在院士評選中，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做過大量探索，評選辦法不斷修訂和完善，比如《中國科學院院士增選工作實施細則》1992年通過，此后每兩年修訂一次，迄今已改了10次。

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用這句話來形容院士評選并無不當。2010年舉行的中國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會上，中國工程院原院長徐匡迪在做工作報告中坦言，院士增選工作受到的干擾有所增加，如候選人或其所在單位“助選”、“拉票”行為以及“集成、包裝”現象等。

在次年的增選中，中國工程院給候選人發了一封公開信，重申要杜絕助選、拉票等干擾院士評審和選舉的不正當活動。工程院院士聞玉梅、莊輝、曾溢滔、秦伯益發現，在公開信發出后，“助選”人員仍不放棄活動，甚至以主管部門的身份向院士“推薦”，繼續拉票。4位忍無可忍的院士聯名寫了一篇短文，題為《我們的心聲》。

他們指出，在某種程度上院士成為某些單位的“學術資源”，或是某些單位領導的“業績”。有些單位不惜出資“公關”、“包裝”。

天津大學化工學院教授、長江學者李永丹參加過“我心中的中國科學院”征文，他呼吁讓院士“走下神壇”。他記得，上個世紀90年代初院士數量很少，項目評審也少，90年代中期，科技經費多了，論證會也多了起來，往往要請幾位院士出來，把他們“抬得高高的”，院士在資源分配中起到重要作用。

“到了新世紀，各個單位就都明白了，原來院士多，有這么多好處，于是各單位在推舉院士上，也都熱心了起來。科技界的少數擅鉆營的人，也看明白了門道，院士增選成了‘小華山論劍’。”

李永丹參加過一個學術活動，組織者在排主席臺上的座次時，要請院士坐主席臺，問哪一位外賓是院士。恰有一位是一個小國家的工程院院士，就被安排坐在了主席臺上，而另一位外賓，是國際上一個大的學術領域的主席，卻沒有被請上臺。開幕式上還強調，臺上坐的，都是學術地位崇高的院士和政治地位崇高的領導。

他注意到，那位沒坐主席臺的國際聯合會主席，到中國的次數越來越少。

這幾年，一些跟李永丹同齡的學者當了院士。有一次，他與一位老朋友、新院士開了幾句玩笑。過后，另一朋友提醒他——永丹，你以后見了院士要尊重點。

公關可能起到反作用

“有些院士年老了、糊涂了還去管事，這個顯然不好，我們是堅決反對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數學家袁亞湘對記者說。

袁亞湘也希望破除對院士的盲目崇拜。“你要淡化‘院士’，比如你采訪我，你可以介紹我科技工作者的身份，但是不要動不動
就說是‘院士’。”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別說是我們普通的院士，連白春禮這樣的科學院院長，都經常被報成‘白春禮院士’。‘院士’最好不要出現在媒體。”袁亞湘說，國外媒體報道會說某諾貝爾獎獲得者，但是不會寫院士等頭銜。在國外開學術會議，誰也不會強調你是不是美國科學院院士，而是會介紹你是哪所大學教授，不會加個“院士尾巴”。

他記得，1996年自己還是個年輕學者，去參加香山科學會議，自己的名字就插在很多院士中間，比如北大的張恭慶院士、中科院的楊樂院士等，沒人在意這種事情。但是現在不管去哪里開會，一般都先把院士放在前面，可見風氣的變化。

他認為，有些地方政府或部門有意把院士的牌子“抬”了起來，把本單位幾個人當了院士當成政績，花了很多功夫去做工作。要管住的是那些給“院士”稱號附加太多利益、把院士捧得過高的人。

“我們這些人，對‘跑院士’的人不齒，見都不見。評新院士時還是非常嚴格的。反過來說，院士評選上沒有這么多亂七八糟的事情。”袁亞湘說。

“公關不見得都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可能會打負分。”周其鳳告訴記者，公關很多時候會給人們留下不好的印象。

對于院士制度改革，袁亞湘表示，院士們左右不了外界因素，從自身來講，改革就是要把國內最優秀的、各個學科有影響力的、學問上的確有突破性成果的人選進這個圈子。他覺得，個別院士、個別院士候選人的問題，不能擴大到整個制度上的問題。“你不能因為張曙光的事情來否定整個院士制度。這個邏輯是非常荒唐的。而且他還沒選上院士。”

另一方面，袁亞湘強調，一個人能否當選院士有很多影響因素，很多優秀的人才完全具有院士水平，卻與這個稱號失之交臂。這跟諾貝爾獎總有“遺珠”一樣。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袁亞湘強調，更應盡量淡化“院士”這個頭銜。“當前的問題，還是需要大家回歸自然，淡化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