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考研史綱：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步探索

歷史學來源：中國考研網 2013-08-28　

一、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開端

1956年是我國歷史發生重要轉變的一年。這一年，從國際上看，西方國家全面對華封鎖遏制的局面有所松動，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初見成效，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短時期內打不起來，這為國內和平建設提供了保證。

在國內，社會主義改造基本結束，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已經建立，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占據了主導地位。這標志著我國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進入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開始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

中國是一個經濟文化落后、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后，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將全面鋪開，客觀上提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從社會革命轉到經濟建設上來的要求。但我們要建設的是怎樣的社會主義？我們又應該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探索在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道路，是一個十分艱難的過程，需要經歷復雜的考驗。當時中國主要面臨兩大問題：一個是如何處理好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問題；一個是如何處理好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規模和速度問題。由于我們對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認識不足，準備不夠，我們未能避免大的曲折。

新中國建立初期，由于沒有進行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在工業化建設中所取得的高速度顯示了蘇聯模式的威力，所以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選擇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模式。毛澤東認為，在經濟建設上學習蘇聯的做法，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

經過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踐，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已經積累了進行建設的初步經驗。隨著蘇共二十大對蘇聯模式弊端的進一步披露，中國共產黨人決心走自己的路，開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F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鑒于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出現過一些缺點和錯誤，中共中央又指出，現在我們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工夫。毛澤東說：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走自己的道路。

毛澤東提出的關于實行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的任務，為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導原則。

二、中共八大路線的制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關于國民經濟發展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報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

中共八大正確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我們還必須為解放臺灣、為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最后消滅剝削制度和繼續肅清反革命殘余勢力而斗爭，但是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雖然還有階級斗爭，還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其根本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產關系下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在經濟建設上，大會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在政治建設上，提出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使黨和政府的活動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在執政黨建設上，強調要提高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水平，健全黨內民主集中制，堅持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

在大會發言中，陳云提出“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即：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為補充；計劃生產是主體，一定范圍的自由生產為補充；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范圍的自由市場為補充。這個思想為大會所采納，并寫入決議，成為突破傳統觀念、探索適合中國特點的經濟體制的重要步驟。

隨后召開的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為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由他們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中共八大后，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又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思想。同年12月，毛澤東提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并把這稱作“新經濟政策。這個意見得到了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的贊同。

三、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初步成果

(一)《論十大關系》的發表

毛澤東在1956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5月2日最高國務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報告概括提出了十大關系。這十大關系圍繞一個基本方針，即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

社會主義是廣大人民群眾的事業。毛澤東強調，工人、農民是人民群眾的主體，建設社會主義，首先必須依靠工農群眾，充分調動工農群眾的積極性；同時，必須鞏固各民族的團結，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還應當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加強統一戰線工作。此外，他還提出，要盡可能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

毛澤東在論述十大關系的前三條時指出，在把重工業作為國內建設重點的同時，要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并處理好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從而對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作出了創造性的論述。第四、五條講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開始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后五條講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這都屬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調動積極性的問題。

其中，在論述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時，毛澤東提出了“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強調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但不能一切照搬。在思想文化方面，也進一步指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和確立，適應了國家迅速發展經濟和文化的迫切要求，有利于充分調動廣大知識分子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成為黨和國家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和科學進步的指導方針。

《論十大關系》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標志，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從經濟方面(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導方針，為中共八大的召開作了理論準備。

(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發表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不少人對新的社會制度還不能馬上適應，再加上黨和政府的一些工作部門存在著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作風，這引起了一些群眾的不滿。1956年下半年，一些地區出現了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退社等情況。與此同時，國際上出現的波蘭、匈牙利事件，也在國內引起了一些人的思想波動。各級領導干部對此缺乏思想準備，或者束手無策，或者習慣于把一些鬧事問題作為敵我矛盾來處理。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闡明社會主義社會的重大理論問題。主要內容有：

第一，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毛澤東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還存在著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必須區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他強調，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解決敵我矛盾用專政的方法。針對人民內部矛盾在具體實踐中的不同表現，他提出一系列具體的方針、原則和辦法。主要有：在政治思想領域，實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在物質利益、分配方面，實行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對科學文化領域里的矛盾，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對于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矛盾，實行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前提下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

毛澤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有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這就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

第二，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毛澤東首次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概念，并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作了科學分析。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充滿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社會主義社會不斷向前發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是非對抗性的，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自我調整和自我完善不斷地得到解決。這實際上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石。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一篇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它創造性地闡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發展，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三)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

采取整風的辦法來全面加強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建設，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創造。在執政的條件下，黨容易產生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等錯誤傾向，更需要采取整風的辦法來加以解決。

1957年4月中共中央下發《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提出這次整風運動的內容是：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

這場運動采取開門整風的形式。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真誠地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加強黨外人士對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的批評、監督，進一步密切黨同群眾的聯系。他在1957年7月撰寫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提出，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通稱“六又”政治局面)的思想。這是中共八大路線的繼續和發展，是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新成果。

在整風運動中人們提出的各種意見，絕大多數是誠懇的。但確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

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黨內指示，《人民日報》同日發表題為《這是為什么？》的社論。一場全國規模的群眾性反右派運動全面展開。

對極少數右派分子的進攻實行堅決反擊，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則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如果不能旗幟鮮明，就會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亂。這方面黨取得的經驗，是寶貴的，有長遠意義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

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的一個重要影響，是1957年10月至1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開始改變黨的八大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認為當前國內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一理論上和指導思想上的失誤給中國造成了長時期的嚴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