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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華秋實，大概又到了每年報考研究生的時節(jié)了。近些時候，常常在辦公室接到各地學生的電話，咨詢本所高等教育學專業(yè)研究生招生事宜。其實這些電話是打給本所研究生秘書的，但秘書大人不在的時候，常由我代勞了。接到這些考研學生一個個迫切的電話，常常會勾起我對本人當年不遠千里、遠赴廈門大學考研往事的回憶，那可是一段很有趣、很難忘的經(jīng)歷呀！

我1990年7月從華中師范大學教育系畢業(yè)后，分配到湖北鄖陽師范專科學校任教。這所師專地處家鄉(xiāng)丹江口城區(qū)的邊緣，離南水北調(diào)中線起點——丹江口水庫6公里，離道教圣地武當山70公里。學校占地400畝，背靠綿延到漢江之濱的丘陵，地勢起伏，綠樹成蔭，風景優(yōu)美。師專的工作頗為清閑，既無普通中學的升學壓力，也沒有本科大學的科研指標。在如此輕松自由、毫無壓力的環(huán)境下工作，除了體驗到相當愜意的生活外，還會不自覺地讓自己早早結(jié)婚生子。比我早一年分配到師專工作的一對原來華師教育系系友，他們當年工作當年結(jié)婚，翌年就生下一個可愛的胖女兒。這樣的例子在這所偏僻的學校比比皆是。我們學校很小，教職工不多，大家都是熟人。一般情況是這樣的：一個年輕人剛分到學校，熱心說媒者便接踵至了；如果一個青年人過了25歲還沒有結(jié)婚的對象，那便成為全校同情的對象；如果一對小夫妻結(jié)婚一年多還沒有生兒育女的“動靜”，那一定會成為舉校議論的重大事件。

在如此好的環(huán)境下，我早早結(jié)婚生子也就順理成章了。很多年后在廈門大學讀書的時候，師兄吳巖老是批評我“早婚早育”，可我從沒后悔過。認識女兒她媽以及后來生下我可愛的女兒，肯定是我此生最重要的成果了，而這個成果就完成于鄖陽師專。

言歸正傳，說說考研的事情。說我當時考研究生的動機是為了“學術(shù)”，為了“中國高等教育科學研究事業(yè)”，那純屬瞎話。說實話，我想考研究生就是覺得生活有點無聊，想換個環(huán)境。那時，我在教育學教研室工作，除了每周上6節(jié)教育學課之外，別無他事。業(yè)余時間，我除了到圖書館翻翻雜志外，還偶爾給一些健康衛(wèi)生類小報寫一點“孩子常做惡夢怎么辦？”“男孩女性化怎么辦？”之類的小文章，騙一點稿費而已。女兒她媽比我忙一點，除了給學生教“普通話”(其實就是教拼音aoe)外，還兼任“學校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干事”的重任，常常被邀請作學生演講比賽的評委，還負責給所有拿普通話合格證的學生蓋章。為此，她頗有些成就感，但我看她的工作毫無技術(shù)含量。每天下午不到4點，她就跑到我們住的筒子樓前喊我：“打球去！”于是，我們便去辦公樓前的空地打羽毛球。乒乓球也是我們的主要運動，只是我輸多勝少。那時的朋友很多，我們常常做一桌菜，請朋友同事到寒舍一聚。有時沒事情干，我們就騎個自行車到城區(qū)亂竄一氣。

說心里話，我有時還會很懷念那段無憂無慮的逍遙生活。特別是我們學校離父母近，我們每周都回家和父母團聚，父母偶爾也會上來看我們。那真是一段再也無法復制的美好時光！

可是人總是難以滿足的，特別是年輕人，總是對未來充滿著各種幻想。師專的生活雖然輕松，但當我把教育學重復講了十幾篇以后，便對這份工作感到有些乏味了，用現(xiàn)在的術(shù)語叫“職業(yè)倦怠”吧？當時，我在小報上的“豆腐塊”發(fā)了不少，甚至還有讀者給我來信，請教我“他的孩子得了兒童多動癥怎么辦？”可我知道我的這些東西根本不是什么研究，充其量就是“科普”，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后來干脆不寫了。于是，在女兒她媽的提醒下，我想到了考研。沒想到，我考研的過程一波三折。

1992年本是千載難逢的考研機會，因為我前一個學期都沒安排課程，可是我自己自告奮勇響應(yīng)江總書記的號召，到鄖縣柳陂鎮(zhèn)朋儒店子村參加了為期半年的農(nóng)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便放棄了這次考研機會。出人意料的是，和我一起在鄖縣社教住在一個房間的汪際邊“社教”、邊復習，竟然當年考上了北京大學凝聚態(tài)物理專業(yè)的研究生。

這事情對我頗有激勵作用，1993年我便報考了北京大學高教所研究生，為此我做了相當充分的準備，單單中外教育史的筆記就整理了幾大本。可是，當我信心十足地跑到140公里外的十堰參加考試時，命運給我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考前的那晚，和我同住一間的劉海平老兄(他考廈門大學高教所)不停地和我聊天，我提醒幾次都沒用。后來，他睡著了，我卻睡意全無。想到第二天要考試，睡不著怎么辦？便自作聰明地到門口診所買了幾顆安眠藥服下，我從未吃過這玩意，且為了保證睡眠吃得有些過量。第二天被劉兄弄醒后，頭暈?zāi)X脹，相當不舒服，連早飯都沒吃下，就跟著他進了考場。當場是英語考試，我拿到試卷后，竟然長達十幾分鐘無法集中注意力，很想睡覺。我努力讓自己清醒一點，可仔細看著滿紙英文單詞，卻認不得幾個。時間過去半個小時，我卻連一個填空題都沒做！我想，這下完蛋了，不如交白卷算了！考10分8分，還不如考0分，于是便第一個交了試卷。出了考場，一陣冬日的涼風撲面而來，我這才清醒過來，淚水奪目而出，我意識到自己這一年的努力付諸東流了。

這次失敗，讓我好幾個月都情緒低落。一起考試的劉海平兄也沒有考上廈門大學，但他的心態(tài)比我好，一點都不沮喪，準備來年再考。同年的5月19日，我和女兒她媽終于舉辦了隆重而簡樸的婚禮。婚后的日子平靜而幸福，可是那個尚未泯滅的“考研夢”仍不時折磨著我。我又和北大高教所聯(lián)系了。高教所辦公室的陸小玉老師仍然是那么熱情，給我寄來了當年的專業(yè)課試卷，鼓勵我繼續(xù)報考。就在我們向?qū)W校申請報考研究生的事情，情況發(fā)生了變化。學校領(lǐng)導對報考研究生采取了限制政策，我們教研室只給了一個名額，劉海平的申請沒批準，我卻幸運地被學校恩準。

于是，我毅然做出重大決定，改報劉海平去年報考的廈門大學！因為我在準備考研的過程中，讀了一些高等教育學的書和論文，我發(fā)現(xiàn)廈門大學高教所才是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的“革命圣地”，潘懋元教授才是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的“龍頭老大”！當我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興奮異常，馬上按照廈門大學招生簡章的導師名錄，連夜給潘懋元、張燮、劉海峰三位教授各寫了一封信。

我在給潘懋元先生的信中這樣寫道：“我是一個師專的教育學教師，拜讀了您的《高等教育學講座》以及《關(guān)于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shè)的若干問題》等論文，對高等教育研究有了一點了解，非常渴望能夠在您的門下學習”。并且在信中介紹了自己備考情況。

我原以為潘先生這樣的大家日理萬機，不大可能給一個普通考生回信。可我的想法很快證明是錯誤的。給潘先生發(fā)信不過十來天，就收到他老人家的親筆回信。他的信整整寫了一頁。他歡迎我報考，并指點了復習事宜。他說，從我開列的讀書目錄里，沒有看到關(guān)于教育管理學的書，建議要讀一點這方面的書，盡管考試不考教育管理學，但對將來高等教育研究很重要。潘先生的信讓我感動萬分，終于明白：這才是我此生要找的老師！

不久我聽說，廈門大學將專門針對本科畢業(yè)四年的考生組織一次“單獨命題的研究生考試”，但必須到廈門大學參加考試，而且廈門大學還舉辦英語和政治的“考前輔導班”。我一點也不清楚這個“單獨考試”是什么？但我聽說有“考前輔導班”，便心向往之了。我認為，這是肯定是我最后一次考研，明年學校肯定不會同意我再考。這次到廈門跑一趟，就是考不上，也算游玩了一回廈門島吧！

我把這個想法和父母、妻子說了，他們都很贊同。這時，妻子已經(jīng)有了身孕，但她支持我考研的態(tài)度非常堅決，讓我很感動。1993年12月15日下午3點40分，我攜帶數(shù)百元巨款，提著大箱子，登上火車，踏上遠赴鷺島投考的旅程。望著蒼老多病的父母，看著身懷六甲的妻子，我忽然覺得此行很自私、很悲壯。

現(xiàn)在從湖北乘飛機到廈門，不過一個多小時的路程。可當年的我，從家鄉(xiāng)到廈門，路上前后用了五天！我是15號下午從丹江口乘火車出發(fā)的，但那時丹江口的火車竟然只能坐到襄樊。到了襄樊，錯過了去武漢的火車，天色已完全黑暗下來，我只好住進了15塊一晚的東風招待所。這個招待所靠近火車站，樓下是數(shù)家徹夜放映的錄像廳，喧囂無比。可想而知，那晚肯定無眠。16號一早起來，坐上了開往武昌的火車，又用了一個白天。

當火車到達武昌的時候，已是傍晚。我急忙趕到售票廳，那里人山人海，根本就找不到北。一好心人告訴我，武漢從來就沒有去廈門的火車！要去廈門必須經(jīng)過南昌轉(zhuǎn)車。可是，去南昌的票(包括去任何地方的票)當年在武昌火車站的窗口根本就買不到。這時有票販子向我兜售到南昌的火車票，30元，雖然比票面貴了10塊，但我還是買下了。上車才祝賀自己沒有買假票，而且我的票比周圍幾個人的票都便宜。這一晚在火車上很舒心，靠在座位上睡了一會。

17號早上到達南昌后，新的麻煩又出現(xiàn)了。南昌去廈門的火車，隔天才有一趟，當天沒有！十幾年前的南昌比當年的武昌還亂，我實在不想在這個亂哄哄的地方再住一天。馬上拖著大箱子趕往汽車站。但到廈門的班車早已開走！我只好選擇去鷹潭的汽車。我高中學地理知道，中國有一條“鷹廈鐵路”，鷹潭一定有去廈門的火車！我買了一張到鷹潭的車票，等了好久，車就是不出發(fā)！又過了很久，車站才宣布：因為人數(shù)不夠，今天到鷹潭的車取消！這時已經(jīng)到了中午，我一個人提著大箱子漫步在南昌街頭，很無奈。我買了個面包，找了個空地坐下，打開沉重的箱子。當看到妻子精心為我準備的東西，書籍、衣服、毛巾、肥皂……一樣一樣的，都仍然整齊地擺放在箱子里，跟我跑了幾千里，一點都沒亂！我的眼圈竟然有些濕潤了。親人的愛就像空氣一樣，平時太平常太普通了，幾乎察覺不到，可當你遠離它的時候，才會真切地感受到這種愛是多么重要！

下午，我再次回到火車站，買到一張去鷹潭的火車票，當晚達到鷹潭，在鷹潭教育局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坐上鷹潭到廈門的火車。這個火車慢呀！一路上停靠八九十站，晃晃悠悠了二十五個小時才達到我夢寐以求的終點站——廈門。這時已經(jīng)是12月19日(星期天)上午的9點了。

我之所以花大筆墨描述當年到廈大趕考的過程，是因為我后來再也沒經(jīng)歷如此不順利的旅程。再就是為了“烘托”這樣一個事實：廈門是我的福地，自從到那里后，我的人生旅程便忽然通暢起來！

12月19號上午10點，當我到達廈門大學的時候，好事就迎面而來。我在校門口用商販的電話與高教所李澤彧老師取得了聯(lián)系。他讓我在囊螢樓高教所等他，我便拎著箱子找高教所，路上遇到馬列部一位老教授，他說我跟他走就可以了。果然，馬列部與高教所同在囊螢樓。上了三樓就是高教所了。李澤彧老師還沒到，高教所會議室?guī)讉�研究生正在打乒乓球，其中一個年齡稍大一點的研究生過來和我交談。他叫鄧耀彩，是潘先生的博士生。我對他肅然起敬，不敢多問什么。鄧博士沒嫌棄我，向我介紹了高教所的情況，提到王偉廉鄔大光潘門兩大弟子，并說自己原來是學化學的。

一會兒，鄧博士進去打球了。又過來一個年輕人，比我長幾歲。他叫周廣慶，是歷史系的進修生，準備考研。我們聊起來，竟然發(fā)現(xiàn)周廣慶也出生在湖北丹江口！他鄉(xiāng)遇老鄉(xiāng)，兩眼淚汪汪。周老鄉(xiāng)聽說我剛來還沒地方住，馬上告訴我：“我宿舍還有一個空鋪，我們一起住，一起復習吧！”哎呀，真遇到貴人了！我在路上就算了賬，招待所最便宜也要30元40元，離考試還有一個多月，還要交輔導費，那真是開銷太大了。如今，竟然有人替我交房費啦，確實太幸運了。后來的事情更證明這個幸運，周廣慶外語好，備考經(jīng)驗豐富，對我復習幫助很大。

又過了一會，李澤彧老師來了。他是個渾身充滿活力的年輕教師，很熱情。他告訴我，來這里復習，有什么困難，盡管找他。我和周廣慶下樓以后，這才注意到坐落在新校門邊的囊螢樓，這座建于1921年的老樓，中西合璧、古樸莊重、氣度不凡！我對她可謂一見鐘情！

在政治和英語輔導班上，認識不少同來“單考”的考生，大部分是經(jīng)濟類和管理類的，尤以考MBA居多。只是英語輔導得超簡單，個別來參加輔導的考生，英語也極差。如參加會計學研究生考試的趙某英語基本不會。有一天，老師發(fā)了題目，讓我們閱讀理解，我一看全文竟然都是最普通的詞匯，就對坐在旁邊的趙某說：一個生詞都沒有，這有什么訓練價值？趙某指著一個單詞chemistry，對我說：這個單詞就很難！如此不正常的情況，讓我不免對這次“單獨考試”的性質(zhì)產(chǎn)生了懷疑。后來我與其他考生的交談中，才知道所謂“單獨考試”主要是針對在職學生，要收費的，將來錄取后，一年要交6000元學費呢！這個消息令我相當沮喪和后悔。因為對我這個月收入200元的師專窮助教來說，一年交6000元學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好在后來又聽說，“單考生”如果考得很好，特別是專業(yè)課要超過統(tǒng)考生的話，個別情況是可以不交學費的。這給我新的希望。

接下來的復習很順利。英語簡單不在話下，政治都早背得滾瓜爛熟，專業(yè)課也是輕車熟路，不用太復習。離考試還有半個月的時候，我寫信給女兒她媽說：我已經(jīng)沒事干了！復習之余，我還認識了高教所的諸位大教授：劉海峰當時只有34歲，已經(jīng)是正教授，年輕有為，儒雅不凡，我們第一次見面，他就給我大談科舉學，令我欽佩不已。王偉廉當時41歲，是潘門博士大弟子，談吐幽默，帥氣逼人，就像今天的梁朝偉。魏貽通當時44歲，是高教所所長，為人寬厚，大智若愚。張燮、羅杞秀等老教授也待我很熱情，給我很多指導。

我第一次見到潘先生是1994年高教所元旦晚會上。當天下午，李澤彧老師托人帶信讓我參加晚上高教所晚會，并囑咐“一定要表演節(jié)目”。下午，我在宿舍就琢磨晚上要表演什么，表演之前說什么話，整整想了一個下午。晚上，我來到高教所，全所師生歡聚一堂。我與王偉廉老師坐在一起。來考博士的張應(yīng)強也參加了。晚會開了一會，只見一個個子不高的老人，精神抖擻地進來坐下。王老師告訴我：這是潘先生，今年已經(jīng)73歲了。先生離我很遠，我只能遠遠地注視著他。

晚會由李澤彧老師和“所花”鄭若玲主持。節(jié)目很多很豐富，高教所歌星云集，劉海峰、王偉廉、李澤彧、張祥云等都表演了拿手的歌曲。青年講師張祥云唱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云兄當年留著長發(fā)，男中音渾厚，瀟灑。我的節(jié)目是清唱“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好像也馬馬虎虎。我唱歌前的講話是經(jīng)過精心設(shè)計的，特別我提到廈門大學高教所和潘先生在中國高等教育研究中的重大貢獻，以此簡明扼要道出我的考試動機。據(jù)說，這個簡短的幾句發(fā)言頗受好評。會后，見到潘先生。他對我說：歡迎你來高教所！回宿舍的路上，我是與張祥云講師同行的。張講師告訴我，他是留校在高教理論室的，是江西人。人是講緣分的，沒想到，今天我和云兄成了兄弟和同事。

在廈大備考的時光雖然短暫，但快樂而幸運。后來的考試成績也證明了這一點。我的專業(yè)課教育學、心理學均取得88分的高分，單獨命題的英語和政治分別為91分和89分。復試在筆試之后接著進行。潘先生、張燮先生、劉海峰教授以及高教所研究生秘書林金輝老師參加了對我的面試。潘先生問了不少問題，如當前師專教育存在的問題、應(yīng)試教育問題等，我基本對答如流，評委們比較滿意。臨走前，劉海峰老師悄悄告訴我：聽潘先生的口氣，錄取你不成問題！

1994年2月1日，我和周廣慶一道從廈門啟程返回家鄉(xiāng)。同年5月，我收到廈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是計劃內(nèi)公費生。又過了幾個月，我終于成為廈門大學高教所的一員。

(補注：“單獨命題考試”是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國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一項重要改革舉措。當時研究生報考遠不如現(xiàn)在這樣火爆，往屆畢業(yè)生報考者更少。為了鼓勵有工作經(jīng)驗的往屆畢業(yè)生報考，教育部決定在部分重點高校實行“單獨命題考試”試點。參加單獨考試者必須是取得學士學位4年以上的往屆畢業(yè)生，英語和政治科目不參加全國統(tǒng)考，改由各試點高校自行命題，但專業(yè)考試科目一般與統(tǒng)考生相同，錄取者絕大多數(shù)是計劃外委培或自費生。后來，這項改革因為被批評為“有違公平競爭原則”被叫停。筆者顯然是這項短暫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查廈門大學高教所27年以來招收的數(shù)百碩士生名錄，我是惟一一個通過所謂“單考”錄取的計劃內(nèi)碩士生。)

本次選自劍河青青——lee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