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總有一代人會實現我們的夢想。總有一代人，會象李普曼那樣地等到敲門的聲音，等到筆直地站在“總統”面前的時刻，等到《光榮與夢想》式的中文著作轟然誕生，等到《紐約時報》式的中文報紙在中國的大街小巷上被響亮叫賣，等到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式的中國記者成為國家英雄。然后，歷史在他們手中“終結”。然后，“最后的中國人”出現了，他們與龍應臺看到過的美國青年一樣，“抬頭挺胸，昂首闊步，輕輕松松地面對每天升起的太陽。”

        我不知道有多少年輕的傳媒人是從羅納德·斯蒂爾那本厚厚的《李普曼傳》里尋找到夢想的種子的。  

       19歲那年的一個春天早上，哈佛大學二年級生沃爾特·李普曼聽到有人敲他的門，他開開門，發現一位銀須白發的老者正微笑地站在門外，老人自我介紹：“我是哲學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還是順路來看看，告訴你我是多么欣賞你昨天寫的那篇文章。”26歲的一個華盛頓之夜，《新共和》的年輕編輯李普曼被介紹到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面前，總統微笑著對他說，“我早就知道你了，聽說你是三十歲以下最著名的美國男士。”  

     我是在十八年前的復旦圖書館里讀到這些情節的，那是一個月光很亮的夜晚，當我從圖書館走回六號樓宿舍的時候，內心充溢著無限的憧憬和沖動。我想我之所以能夠在十八年之后依然無悔地走在這條路上，大半是被那天夜晚的月光所迷惑了。  

      所有生活在世紀轉折的中國青年，幾乎是一個被商業浸泡和掠奪了青春的整整一代。當我們一無所有地走出校園的時候，我們首先必須面對的是繁瑣的職業、昂貴的房租和無盡物質的誘惑，為了讓父母放心、伴侶幸福、上司滿意，我們必須用所有的青春去預支、去交換。于是，有想象力者成了最優秀的策劃家，辭藻華麗者成了最繁忙的廣告人，有運作力的則成了所謂的商業新貴，再也沒有人等待春天早上的那個敲門聲，再也沒有人可以筆直地站在“總統”的面前。  

      直到今天，當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內心竟已經沒有了一絲的不安和自憐，我相信這應該是一代人的宿命，不管我們有沒有了望到，它都將如期而至。  

      于是，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我們的夢想已經失落在呼嘯而過的路上，我以為，我們注定生存在一個根本不值得大師用文字記取的時代。  

      直到三、四年前，讀到許知遠和他們的文字。更讓人驚奇的是，這些青年人已經沖殺到中國最優秀商業媒體的核心，在一片血腥的故事和數據之中，這些充滿了潮濕的夢想氣質的喃喃自語一縷一縷地從水泥深處滲將出來，不管你是否聽懂了，是否喜歡了，它們依然象蠶絲一般地堅強，它們喋喋不休地念叨著李普曼、亨利·盧斯、托克維爾、羅爾斯、加爾布雷斯，這些名字象咒語一般地富有魔力，讓一個平庸、淺薄而讓人不耐的商業世界平添了一份怪異的精英氣質。  

      互聯網和全球化的到來，讓中國青年得以在一夜之間繞開所有的傳統和包袱。當許知遠們飛越重洋，敲開《經濟學人》、《華盛頓郵報》總編的辦公室的時候，世界似乎真的縮成了一個小小的桃核。這是一些足以讓所有人產生幻覺的對話和經驗，它讓我們相信改變是可能的，夢想是真實的，未來是真的會到來的。  

      此時此刻，當我一頁一頁地閱讀著這些文字的時候，我仿佛又回到了十八年前的那個夜晚，月亮又大又亮，照耀在即將出發的道路上。我仿佛看到那個似乎沉淪的夢想又如泡沫一樣地復活。  

      那個夢想，一百多年前，在劉鶚的書桌前曾奄奄一息，“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無哭泣也，得乎？”  

     那個夢想，一百年前，在粱啟超的海船上又曾復活了，“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壯哉，我少年中國。”  

     那個夢想，從來是沉重和“不真實”的。臺灣作家龍應臺早年留學美國，看見美國的年輕人抬頭挺胸，昂首闊步，輕輕松松地面對每天升起的太陽，她實實在在地覺得不可思議，“這樣沒有歷史負擔的人類，我不曾見過，我，還有我這一代人，心靈里的沉重與激越，是否有一個來處。”  

     做這兩個世紀的中國人實在是很累。從粱啟超、周樹人到龍應臺，再到我們，都是一些無從輕松的人，我們總是被一些無解的使命所追問，被一些沒有著落的理想所驅趕。我們總是少數。當許知遠在自己的blog 上寫到，“一份《新青年》比當時中國最著名的紡織公司，更有影響力。”四周濺起的仍然會是一片嘈雜的不解和不屑聲。我想這并沒有什么，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和時代的夢想是由所有人的肩膀一起來承擔的。  

      對于一個以“致富”為唯一生存準則的時代，叢林法則和達爾文主義的盛行似乎是一種必然。但是，總歸要有那么一些人去呵護住最后那點理想的火星，總歸要有那么一些人用夸張和尖利的聲音去引導精神的方向。我們都是一些最終都到達不了目的地的人們――我甚至懷疑以“天生的全球化一代”自詡的許知遠們能否真的走到那里。但是，在很多時候，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象稻草人一樣地矗立過，歷史的大風總要從這里吹過，我們和它處在同一個方向度上。  

      我相信，總有一代人會實現我們的夢想。  

      總有一代人，會象李普曼那樣地等到敲門的聲音，等到筆直地站在“總統”面前的時刻，等到《光榮與夢想》式的中文著作轟然誕生，等到《紐約時報》式的中文報紙在中國的大街小巷上被響亮叫賣，等到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式的中國記者成為國家英雄。  

      然后，歷史在他們手中“終結”。  

      然后，“最后的中國人”出現了，他們與龍應臺看到過的美國青年一樣，“抬頭挺胸，昂首闊步，輕輕松松地面對每天升起的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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